周恩来保得了陈寅恪吗?
2017-05-13 07: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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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杏青松画已陈,兴亡遗恨尚如新

山河又送春归去,肠断看花旧日人。——陈寅恪



周恩来保得了陈寅恪吗?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因为刚刚送走5▪12每年又到5▪16,这两个日子使所谓的红五月染上了血腥,而陈寅恪以他的本色和他的血为文化大革命祭。

抗战时期,就教于成都燕京大学的陈寅恪对他的研究生石泉说过一件留学时代的趣事: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于恼羞成怒中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听他们辩论。”



此段轶闻,陈寅恪也只是当作一个笑话偶尔说起,未有炫耀之意。当国共两党在内战炮火中彻底翻盘,共产党坐了江山,周恩来官至一国总理时,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再也没有提起这件陈年旧事。其理与他当年留日时与鲁迅同在宏文学院就读并有过密切交往,而后来不再提及一样,怕被别人误认“谬托知己”。但当“文革”爆发,陈寅恪落难岭南之际,周恩来曾经对广州中山大学串联进京的造反派们说过“陈寅恪教授还是善于古为今用的”等话,意在对陈给予保护。此点除了周“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外,“小而言之”,不能不说与在德国期间与陈寅恪交往有些关系——尽管在饭桌上陈氏什么也没有说。

据黄萱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若去看望陈寅恪,须先向历史系的掌权者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能登门探问。但数年间她还是有一些机会与陈寅恪见面。有次,陈寅恪突然问她“反动”二字作何解,黄萱无言以对。“通识”如陈寅恪,竟有如此一问,其悲愤莫名的心境可以想见。又有一次,陈寅恪对前来探望他的黄萱说:“我的研究方法,你是最熟悉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回答:“陈先生,真对不起,你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寅恪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了我的毒。”二十年后,回首往事,黄萱这样说:“我的回话陈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东西又怎忍欺骗先生?陈先生的学识恐怕没有什么人能学,我更不敢说懂得其中的一成。”陈寅恪这些话表明,“没有参加运动”的老人,对形势并不陌生,他的思维依然清晰与敏锐。



从一九六六年冬开始,陈寅恪多次被迫作书面检查交待,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重新补充交代。据个别看过这些书面交代的人回忆,这些交代材料也有“文革”期间人人都不能不写的套话,但真正最能显示陈寅恪心态与风骨的,还是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明”。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陈寅恪便有这样的一纸“声明”:“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职交代。”

二十年间,晚年的陈寅恪为历史留下了多份“声明”及申述书函。从用词到行文风格,这份“声明”与陈寅恪以往的“声明”极为相似,当是陈寅恪发自内心情感的文字无疑。在最混乱的一九六七年,陈寅恪式的“尊严”,一有机会仍顽强地展示。

可惜,相似的展示在今天已迹近难寻。那么,支撑著这位早几年已平静地等待死亡降临的文化大师,度过一千多个恐怖与痛苦日子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一份当年中山大学编写的“形势报告”,有一股充满了极“左”语言的叙述,为我们猜测陈寅恪在这三年的精神状态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原始资料。在陈寅恪生命最后的一年,中大对"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曾有如此描述:“陈寅恪对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共产党是不甘心的"(原文如此--引者)。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样灭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大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著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

“文化大革命”的无限上纲上线、极尽断章取义之能事等等做法早为世人所厌恶。所以“文革”期间的材料可信程度应打上问号。但陈寅恪“一直态度十分恶劣”,引起群众愤恨至极,则完全有可能折射出历史的真实--陈寅恪纵死也“不甘心”。在中山大学当年的“总结”或“形势报告”一类的材料中,对“反动学术权威”一类的人用上"反动透顶,恶毒至极"等评语,并咒骂“就让他带著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陈寅恪是唯一一人。需知,这样的语言还是来自比较"正规"的校方正式文件、学习材料之中。

校方痛斥陈寅恪“兴亡遗恨尚如新”一句诗,出自“论再生缘”中陈寅恪感叹与陈端生感同身受而吟咏的一首七绝。诗云:“红杏青松画已陈,兴亡遗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归去,肠断看花旧日人”。“造反派”们只是凭直觉认为“兴亡遗恨”与新旧政权有关。中山大学前历史系教授何肇发二十多年后这样认为,幸亏当年“造反派”根本读不懂陈寅恪的诗,不然陈寅恪极有可能当场被打死。痛哉斯言。



“不甘心”的陈寅恪,微弱的生命之火竟忽明忽暗地残存了一千多个日子,直到耗尽了最后一缕不平之气。从一九五九年陈寅恪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公开表达死的意志开始,“死亡”的话题从此若隐若现地伴随著他的余生,但他一直顽强地活著。当无数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死来解脱生命所不能承受的屈辱与重压时,甚有条件自行了断此生的陈寅恪,却表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生存意志。陈寅恪没有死于精神崩溃,而是死于生理机能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折磨。令陈寅恪最感痛苦的折磨,是在“文革”中已成帮凶的一物——有线广播的高音喇叭。

东南区一号刚好坐落在康乐园中区的制高点大钟楼的对面,有两年的时间,陈寅恪日夜为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围,痛苦不堪。在正常时期,陈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在这段岁月陈寅恪如何忍受苦不堪言的摧残,想来其真相已永远不足为外人道矣。造反者知道陈寅恪不能“看”,但可以“听”,便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以听觉达到摧残的手段。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了陈寅恪的床前,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二十年后,梁宗岱的夫人在其用血和泪写成的《宗岱和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

折磨,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后进入高潮,陶铸被打倒,各路打著不同旗号的"造反派"纷纷上门逼令陈寅恪交代与陶铸的“黑关系”。用“惨无人道”一词来形容,并不为过。一九六七年夏,唐筼心脏病发作,濒临死亡。大概是在这个时候,陈寅恪写下一副"遗恨塞乾坤"的预挽爱妻的对联。联云:


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牛衣对泣”的古典,比喻为夫妻共守穷困;“废残难豹隐”,道尽人生的无奈:天欲绝陈,先毁其目,后夺其足,即便命运如此,欲觅一避世隐居处了此残生也不可求。这副"预挽妻联"语气极之凄凉。

唐筼经年为病痛所困。在晚年,陈、唐两人一直认为唐筼将先陈寅恪而去,这也是陈寅恪向唐筼生前预撰挽联的一个内情。在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之际,这对四十载相依为命的夫妻,陷入了"生不如死"的境地。在这段时期,陈寅恪向校方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内云:“一,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二、唐筼现担任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作,和清洁工杂工工作,还要读报给病人听,常到深夜。精神极差。申请暂时保留这位老工友,协助厨房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筼力小头晕,有时扶不住,几乎两个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资二十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筼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筼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死了也无人知道”。如“婴儿一般”失去旁人护理便无法生存的陈寅恪,在这一刻充盈著丈夫的怜惜之情。在陈寅恪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无限上纲上线的日子里,陈寅恪的“申请书”,无疑是用生命写就的。

此时,陈、唐两人相依相存的情势已变成唐筼一人独力撑承两个生命的重荷。陈寅恪虽有两个女儿同在中山大学工作,但二女儿早在六十年代前期就搬出娘家另住教工宿舍。三女儿也在一九六六年结婚迁出另筑小家庭。革命的风暴也给这些“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带来很大的伤害。陈家女儿们除了要参加运动外,平时还不敢随意回娘家探望父母,免招来批判。在斗争陈寅恪时,据说陈寅恪的亲属也有人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陈寅恪是大特务,陈家女儿也是特务”。亲属中还有人贴大字报云“要坚决划清界线”。“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千万个家庭亲情的伤害,也在陈寅恪一家中有所反映。对于实际上已"死"过许多回的人来说,所有的伤害已变得微不足道;人生,很淡漠……




死亡的气息终于逼近。一九六九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已住了十六年的家。责令陈氏搬家是在生活上的一种迫害。陈寅恪被迫搬家的直接后果,便是加速了陈寅恪的死亡。“文革”结束后,陈寅恪获得“平反”,当时迫令陈氏搬屋的理由被解释为“因为‘工宣队’看中这座楼用来作指挥部”。一位对陈寅恪晚年甚为了解的朋友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陈寅恪不搬家,也许还可以多活几年。

据说陈寅恪临终前,校方最后一次派人上门查看,陈寅恪断断续续表达了两个观点,一为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二是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时中国与前苏联在珍宝岛地区发生了一连串武装冲突,两国总理为此就边界地区领土问题举行为世界瞩目的外交谈判。陈寅恪为此事而表态,不知北京方面是否曾就此问题征询过陈氏的意见。而“行将就木”的历史学家承认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表明陈寅恪最终仍与共产党“划清了界线”——这就是这个传说最传神的一笔,当年人们已这样理解陈寅恪。民间传说很生动,似乎也“很可信”!

比较肯定的情形是,在这生命最后的二百来天里,陈寅恪已瘦得不成样子,少数的亲朋好友偷偷登门看望,他也一语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晨五时许,陈寅恪走完了他七十九年的人生历程,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而含冤去世。

对自己的结局,有一点是陈寅恪预测落空的,那就是他先爱妻而去。正因为这样,在他去世后,令人很伤痛的一件事发生了。四十五天之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晚八时许,陈寅恪的贤妻唐筼亦追随九泉下丈夫去了。按一般的说法,唐筼死于心脏病、脑出血,但在这四十五天中,唐筼从容为自己安排后事。她嘱咐从四川赶来帮忙料理陈寅恪后事的大女儿流求,若她死后不必再从四川来广州了;并一再寄语三个女儿要好好团结。在这四十五天,唐筼连一些细微的事情也安排考虑到了。她曾对人言:“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唐筼去世后,她这种异乎寻常的安排便解开了生与死的谜底。死,是轻而易举的。唐筼大半生靠药物维系著生命,只需停药数天,生命的苦痛与哀伤便永远结束。十八年前,“我敬姊志节”的唐筼曾满怀感伤之情写下《哭从姊琬玉夫人》的悼念诗,诗中两次提到“琬玉夫人”殉夫事,并以敬怀的笔触写下这样两句:“姊母殉夫死,姊亦传其烈”。十八年后,抹不掉的人生烙印以死亡的形式显现。

七十一岁的唐筼,平静地了断了缠绕了七十一年的人生之凄苦,为陈寅恪而活著的唐筼,亦为陈寅恪而死。陈寅恪的人生,应该延续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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