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原谅了昔日情人和老师的不光彩行为
2017-04-29 09: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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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自2016-11-01 13:16 | 说书人思郁



二十世纪的两位哲学家海德格尔和阿伦特之间的恋情,在思想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却被处理成了一件丑闻。

在埃廷格看来,海德格尔是个无情的掠夺者,而阿伦特是个无知的受害者。这种颇为不靠谱的简化做法自然会引起许多追随者的抗议,同样也引起了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文稿管理人的不满,他们为了还事实以真相,干脆公开发表那些来往的信件,让公众自行判断孰是孰非。

当阿伦特第一次见到海德格尔的时候,她18岁,是个年轻漂亮且求知欲旺盛的女大学生;而海德格尔是一位内敛沉静的学者,35岁的哲学教授。1924年,阿伦特来到马堡这个小城市,只是因为听说这里有一位年轻的教授,他能让思想复活,他能唤起我们思想的能力。她不虚此行,和其他同学一样,她选了海德格尔的课,一见倾心,深陷其中,完全被这位“思想王国里的神秘国王”的魅力俘获了。我们已经无法确知他们最初相爱是什么时候,但随后的两年中,他们之间来往的信件不断。

我们如何判定这两人之间的爱情的意味呢?很显然他们之间的恋爱是无法对等的,海德格尔的哲学抱负远远高于对爱情的痴迷和追求,对他而言,女人是他的思想上的倾听者、孤独时慰藉的伴侣、甚至是性方面的兴奋剂。尤其这段时间内,他正在全心投入到撰写《存在与时间》的工作中,难免会冷落那个陷入爱情的甜蜜中无所无惧的女学生。为了逃离这种很多时间里都是一个人的爱情,阿伦特去了海德堡,师从另外一位哲学大师雅斯贝尔斯攻读博士学位。1927年,《存在与时间》出版引起了轰动,成为了二十世纪哲学史上重大事件,海德格尔也名利双收,奠定了他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海德格尔多次向阿伦特吐露,在他从事这本书的写作中,她的爱是多么频繁地在他的心头掠过。但阿伦特似乎并无领情,她反对在他的写作中扮演什么角色,并且这个时候她也尽力尝试把她感情上的伤害转化成一种心智上的劳作,转化成写博士论文的动力。1928年,她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在这篇名为《奥古斯丁爱的概念——一种哲学的阐释的尝试》的附言部分中,她这样写道:“在这里,我想对我的老师雅斯贝尔斯教授先生、海德格尔教授先生表达我的感谢。”写下这段话时,阿伦特22岁。


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们早已熟知,纳粹上台后,1933年4月21日,海德格尔当选弗赖堡大学的校长,5月3日,他加入了纳粹党。虽然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又辞去了弗赖堡大学校长的职位,退守到他的哲学之思的世界里,但在他的学生卡尔·洛维特的记忆里,1936年在罗马见到他的时候,海德格尔还是带着纳粹党的党徽,在罗马街道上招摇过市,毫不避讳,洛维特甚至没有从老师的口中听到要与纳粹保持距离的一个字。而此刻他的学生,身为犹太人的阿伦特已经踏上了流亡之路,先辗转到巴黎,后在巴黎沦陷时从集中营逃脱,并于1941年5月和他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到达纽约。两人从此天各一方。也许不仅仅是在感情上的疏离,甚至在学术路径上,此时的两人已经分道扬镳,这种差别就是哲学与政治的差异。

1964年,阿伦特在接受德国的一个电台节目的采访,当主持人提到她的身份是一个“哲学家”的时候,她突然打断了谈话提出自己的异议。她不承认自己是哲学家,“我确实不属于哲学家的圈子。我的专业领域,如果必须得澄清的话,是政治理论。”这个时候的阿伦特心中所想到的恐怕就是他的老师海德格尔吧,她已经明了这两者之间,哲学和政治领域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紧张,正如她所说,她希望“用不曾被哲学蒙蔽的眼睛”去打量政治。在她看来,知识分子一般难以清晰地思考政治,这很到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万物中都看到了抽象的理念,看不到具体的事物。她对采访者说,1930年代的德国知识分子,“虚构了关于希特勒的理念,这在部分意义上是可怕的、值得深思的事情”。在她随后提到思想家难免会“陷入自己的理念”时,她心中所想到的思想家应该是她曾经的老师和恋人海德格尔吧。

二战后的海德格尔经历了长时间的审判。海德格尔极力为自己战时的行为辩护,强调他自己对大学与政治保持一致是基于扭转大学精神的需要,他是想通过改革大学精神来扭转大学被纳粹政治的同化;他说自己的初衷是好的,等他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个幻想的时候,他就退回了精神领域,“在精神上进行消极抵抗”。与此同时,被他抛弃的老朋友雅斯贝尔斯也为他进行辩护,他说海德格尔拥有“巨大的哲学潜能”和“天生的哲学官能”,“他的思想姿态,有时候好像是混合着魔术师玄虚气息的虔诚的虚无主义。在他的语言的潜流中,他时而会以一种隐然而又了不起的方式触碰到哲学的要害”。



此时还有一方的声音对海德格尔的辩护有利,在战胜国法国的知识分子圈中,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崛起,俨然把海德格尔尊崇为存在主义哲学的源流和宗师,甚至在战争刚结束不久的时候,就邀请海德格尔去法国演讲,并与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见面。这些事情的出现无疑对海德格尔是有利的。而远在美国的阿伦特在为美国民众书写的介绍存在主义的文章中,对战后的海德格尔也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她先是把他定位为一个不合时宜的浪漫主义者,“责任感的完全缺失造成玩火的后果,这部分得因于天才的狂想,部分得因于他们的绝望”。这种评价虽说公允,一针见血,但是从两人的私人感情来说颇显冷酷无情。留给人的印象,阿伦特仿佛已经弃绝了海德格尔之思,用一种现实主义的、入世的、政治哲学的标准去衡量一个生活在自我营造的洞穴中的哲学家的形象。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阿伦特和海德格尔重新取得了联系,此刻的两人都已是名满天下的人物,对哲学和人生的态度自然早已形成,无可更改。虽然从私人感情上来说,阿伦特已经逐渐原谅了昔日情人和老师的不光彩行为,她甚至帮助他在美国传播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翻译他的著作,这种融洽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两人去世。但是这种私人感情上的融洽是否代表着两人之间的隔阂已经消失了呢?

从1964年的那个采访中我们已经探知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格鲁嫩贝格在《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一书中的也对此作出了精彩分析:“他们有不同的思想成因:汉娜是在现实世界中察觉到传统的断裂,是在极权统治的集中营屠杀营的极端代表中发现这种断裂的,她的现代性危机的思想就源于对这种现实发生的传统断裂的深深震惊中。而海德格尔则是基于对古典的认知来判断现代性的传统断裂的。为此,他必须从活生生的世界种抽离出来,这阻挡了他基于具体的历史境遇加以分析的道路。”这种对现代性思想上的差异比起他们之间若隐若现的爱情来,应该是更为深刻的根深蒂固的差异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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